司法实践当中，精神鉴定约有70%以上由公安机关在案件侦查阶段提起。图为河南一司法鉴定所。 （IC photo/图）
近一年来，围绕一起故意杀人案，湖南邵阳市中院与司法鉴定机构、被害人律师、被告人家属之间发生了一起风波。
先是鉴定机构接受法院委托，对被告人做精神鉴定。被告人被押送至鉴定机构之后，后者却突然“终止”了鉴定，理由是遭到被害人律师“严重干扰”。之后，法院另行指定鉴定机构，被告人亲属又对鉴定结果不服，申请重新鉴定，并投诉受害人律师……
纷争因何而起？个中人物谁是谁非？
有业内人士认为，鉴定“终止”事件的发生，折射出中国精神鉴定领域所面临的现实困境。
抽签选定鉴定机构
这起故意杀人案发生在湖南省邵阳市新邵县。
因土地问题，新邵县塘口村村民邓祖滔与同村的邓祖兴产生纠纷。2019年3月29日下午，双方在划地界时发生肢体冲突。邓祖兴致电儿子邓朝阳，后者开车搭载6岁的儿子回到塘口村，并和多名亲友一起赶往邓祖滔家门口。双方再次发生冲突。
一审判决书显示，邓朝阳先搬起凳子砸向邓祖滔，接着是邓祖滔拿一把柴刀去砍邓朝阳，邓朝阳转身跑离，邓祖滔转而追砍6岁的孩子。5天后，孩子死亡。
邓祖滔被当场制服，后以故意杀人罪被起诉至邵阳市中院。
邓祖滔女儿邓赛群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律师会见后感觉父亲精神“有点问题”——他把几个子女的排行搞错，记错女儿的名字。
家人起初将信将疑，后来了解到，家族中至少3人有精神病史，其中一人精神病发作时杀死了自己亲生女儿，另一人跳楼自杀。他们怀疑邓祖滔也是精神病发作砍人。
早在案件侦查阶段，家人和代理律师就多次向公安局申请为邓祖滔做精神鉴定，但公安局认为邓祖滔精神正常，口头驳回了。
检察院介入后，家人尚未来得及提请精神鉴定，案子就被起诉到法院。家人和律师又向法院申请做精神鉴定，法院第一次没有同意，后来村里出了相关证明，法院经过合议，决定给邓祖滔做精神鉴定。
浙江省司法精神病鉴定专家委员会委员、浙江博智鉴定科学研究院院长吴正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中国刑事案件中精神鉴定启动权在司法机关，被告人有申请权，但做与不做以及选择哪家鉴定机构来做，均取决于司法机关。
广东省司法鉴定协会法医精神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高北陵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司法实践当中，精神鉴定约有70%以上由公安机关在案件侦查阶段提起，到了法院审理阶段才启动鉴定的情况比较少。
邵阳中院用抽签的办法，确定由位于广州的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来做鉴定，这是一家“国家级” 司法鉴定机构。
邓赛群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鉴定原定于2019年9月25日进行，他们是在2019年9月19日向法院交费时，知道的鉴定日期。
《司法鉴定程序通则》规定，对被鉴定人进行法医精神鉴定的，应当通知委托人（指司法机关）或者被鉴定人的近亲属或监护人到场见证。
邓赛群说，9月25日那天有亲戚专程到了广州，并在鉴定中心门口看到邵阳中院的警车开进去，后来又开出来。因为听说被害人家属也要去，因担心与对方发生冲突，就没有进去。
“不准做了”
但这次鉴定最终并没有做成。一直到2019年11月，法院重新委托做的鉴定结果出来之后，邓赛群和家人才知道换了鉴定机构。
按邓祖滔本人后来在法庭上的说法，他到了广州之后，“押他的人”说因为受到“干扰”，精神鉴定“不准做了”。
邵阳中院一位审理此案的法官向南方周末记者证实，法院确实委托过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做鉴定，邓本人也确实被送到了广州，但鉴定机构突然表示不愿意做，法院没办法，也不能强迫。
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向邵阳中院出具的《终止鉴定函》显示，该中心因受到被害人代理人的“严重干扰”才决定对邓祖滔“终止鉴定”的。
《终止鉴定函》称，2019年9月24日上午，也就是预定鉴定的前一天，“一行自称为被害人代理人（约七八人）到我中心对该案鉴定的启动、嫌疑人的安全问题、鉴定过程的合法性等提出质疑……”
根据函件的描述，这七八个人在中心滞留近2个小时，“围堵鉴定人”，“不让离开，言辞激烈，情绪激动”，“在毫无任何事实依据下，扬言‘我中心与被害人有勾结猫腻’。这些所谓的代理人的行为已严重干扰、影响我中心正常的鉴定工作秩序，并企图影响我中心的公正性和独立性。”
鉴于以上原因，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表示，根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的相关规定，决定终止鉴定。
鉴定中心还给邵阳中院提供了一份手写的《情况说明》，落款为王小艳、易胜华。两人均为北京勇者律师事务所律师，官网显示，易胜华是该所主任，王小艳是副主任。
两人是邓祖滔故意杀人案的被害人代理律师，他们认为邓祖滔从湖南羁押至广州，路途遥远，且鉴定机构无合适的羁押场所，担心邓有“脱逃危险”，此外还声称该案社会影响很大，“被害人家属情绪激动，对法医鉴定的启动和结果均怀着很大的顾虑，望贵单位予以重视”。
2020年4月25日，易胜华在其新浪微博上发布了一篇题为《围堵鉴定中心真相》的文章，说被害人母亲对邓祖滔去广州做鉴定起了疑心，理由是凶手家属就在广东工作，“怀疑其中有猫腻”。
易胜华在上文中说，家属的疑问也引起了他的怀疑，因为在其办理过的案件中，从未有过千里迢迢押送被告人去外省做精神鉴定的先例。“我们向法院了解原因，法官说这是鉴定机构要求的，被害人家属及其代理律师可以到场监督。”
不过，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电话采访时，易胜华称法官的说法是被害人家属向他转述的，至于是哪个法官他也不知道。
高北陵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一般来说，越是大的鉴定机构，越看重鉴定质量，会要求委托机关将被鉴定人送到鉴定机构去做。
在吴正鑫的印象中，精神鉴定实践当中，是鉴定人上门还是将被鉴定人送到鉴定机构，两种情况均存在，具体采用哪种方式由法院与鉴定机构协商来定，被害人律师担心犯罪嫌疑人“脱逃”，实属“操心太多”。
对两位律师的做法，吴正鑫表示“难以理解”。在他看来，精神鉴定的实质，是司法机关出于查明案情的需要，将自身司法权让渡给鉴定机构，属于公权力调查行为。作为被害人律师，除非鉴定机构邀请，否则不应与鉴定机构“沟通”，强行“沟通”，说明另有目的。
投诉律师
2019年9月26日，也就是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终止”鉴定的第二天，位于长沙的湘雅二医院鉴定中心就接受邵阳中院委托，受理对邓祖滔的精神鉴定。
2019年11月4日，鉴定意见形成：目前未发现邓祖滔有精神病，在本案中实施危害行为时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一个月后，邵阳中院开庭审理此案，一审判处邓祖滔死刑立即执行，邓祖滔随后上诉。
由于不满鉴定意见，加之此前发生过“终止鉴定”风波，邓祖滔家属向二审法院申请重新鉴定。同时还向北京市朝阳区律师协会、北京市朝阳区司法局分别投诉易胜华、王小艳两位律师干扰鉴定。
两家单位均没有支持邓祖滔家人的投诉。朝阳区司法局在答复中提到，该局对被投诉人（易胜华和王小艳）作了调查，后者否认存在干扰司法鉴定活动的行为，其去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是应委托人要求，希望与鉴定机构负责人进行沟通。朝阳区司法局认为，根据现有证据，无法查实两位律师存在违法行为，对其不予处理。
邓祖滔家人对朝阳区司法局的答复不服，向北京司法局提起了行政复议。
2020年6月8日，北京市司法局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认为朝阳区司法局“认定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销了朝阳区司法局的答复，责令其依法重新作出处理。
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易胜华否认有“围堵鉴定人员”“言辞激烈，情绪激动”等情况，“连鉴定人员是谁都不知道，我围堵谁？”他说。“所谓‘围堵’，就是他（工作人员）要走，不搭理我，我拦住电梯跟他继续说了几分钟。”
作为一个从业近20年的执业律师，易胜华说他不可能不知道干扰司法鉴定的后果，不会这样做，如果真做了，法院既可以对其作出处罚，也可以向司法行政机关建议对他处罚，但这些都没有。
在邓祖滔故意杀人案开庭时，出庭的易胜华曾主动向法庭说明“围堵鉴定中心”一事。
易胜华承认，那次去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的人比较多，是因为中午和广州的学生们——多是律师或实习律师——吃饭，饭后学生表示也想去，他就带他们去了。
“我们是去了解安保问题的，出发点恰恰是为了保证鉴定活动正常进行。”易胜华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南方周末记者就此事联系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并应要求发了采访函，该中心又以需经相关部门批准为由未接受采访。
“亏本生意”
司法精神鉴定专家、从业四十余年的中华司法精神病学术组委员纪术茂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其做过的两千个精神鉴定案例中，曾发生过被害人家属威胁鉴定人的情况，但因律师干扰导致鉴定做不成的事情，还从没遇到过。
吴正鑫认为，邓祖滔被“终止”精神鉴定一事，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精神鉴定所面临的普遍困境。
在吴看来，鉴定机构接受法院委托做精神鉴定，等于是帮法院干活，法院应保证鉴定顺利进行。鉴定机构接受法院委托后，在鉴定过程遇到干扰，应该要求法院排除干扰，法院也有义务帮鉴定机构排除干扰，继续把鉴定做完。但在湖南这起案件中，鉴定机构却“终止鉴定”，法院另外委托一家机构来完成鉴定，既是对司法资源的浪费，更是对干扰鉴定行为的纵容。
不过，吴正鑫也认为，鉴定机构和法院在邓祖滔案中看似反常的行为，其实都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
目前从事精神鉴定的专业人员，是以医院精神科医生为主，其在司法鉴定机构多属于兼职，由于国家规定精神鉴定价格，做一个案子只有几千块钱，对鉴定机构和鉴定人缺乏吸引力。
高北陵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司法精神鉴定行业面临“青黄不接”的问题，年轻人不愿意做，现在做的多是大牌专家，但做一天鉴定下来，有时候连100块钱都拿不到。
此外鉴定人和鉴定机构还面临一定风险。吴正鑫说，精神病人制造的刑事案件，往往社会关注度极高，鉴定结果如对被鉴定人有利，在社会普遍对精神病人肇祸缺乏认知和理解的背景下，容易受到来自被害人和社会的双重压力。如对被鉴定人不利，又容易受到行业内的诟病。这些因素，导致鉴定机构普遍对精神鉴定的积极性不高。
高北陵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目前大部分司法精神鉴定机构是在做“亏本生意”，加上有风险、嫌麻烦，因此都不愿意做，“能推就推”。但也有个别鉴定机构“来者不拒”，因为在收费单价较低的情况下，鉴定机构只有做的量多了才划算。据她了解，有的鉴定机构一年能做两千多例，“一个上午就做七八个”，但这样难免牺牲鉴定质量，可能影响司法公正。
对于鉴定复杂疑难案件，精神卫生法起草人、已故司法精神鉴定专家刘协和，曾主张要让被鉴定人住院观察，这样会让鉴定更加全面、科学、准确。但在吴正鑫看来，目前这样做的鉴定机构很少，仍“都是快餐式的”。
吴正鑫认为，对于司法机关来说，受制于办案经费、舆论压力等种种因素，对于精神鉴定的态度也是消极的，“大家都在‘自我保护’，最后牺牲的是鉴定质量，受损害的是社会、国家和法治。”
（实习生周缦卿对本文亦有贡献）
南方周末记者 柴会群